摘要：本文试图将法学界围绕《秋菊打官司》所形成的批判法律理论置于国际政治场域、国内体制改革的政治场域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思想场域中，通过学界对《秋菊打官司》的解读，考察批判法律理论放弃了批判立场而走向妥协，并最终形成了古典礼法传统、社会主义政法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法治传统之间的综合的深层原因。

但也有例外，例如，于明运用对反上诉审原理进行分析，指出现行审级制度是国家降低信息成本，实现政治治理功能的体现。（三）法官保障 法官保障包括确保稳定的任期、固定的薪酬、可预期的晋升空间等一系列激励机制。

张军：《最高审判机关刑事司法解释工作回顾与思考（1980-1990）》，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3期。15. 例如，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8. 参见张英达：《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刍议》，载《法学》1991年第1期。高级人民法院是地方人民法院的最高层级，也是直接连接最高人民法院，居于枢纽地位。常规的法官决策研究，集中于法官是否会严格适用法律问题。

185. 参见侯猛：《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192. 参见王树义：《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司法改革》，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这就不仅需要学习已有的理论，更要广泛地发展经验研究，使法治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实践同时纳入到研究中，更全面地考虑法律实践带来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的第八篇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体现了国家对乡村治理资源的政治整合、法治化思路。因此，有了法律、建立制度并不等于建立了法治，法治的建立是动态、变迁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际交往风险不断加大，陌生人或半熟人间的纠纷发生数量增多，依赖熟人社会的礼治或单位控制已经不能全面满足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秩序和解纷需求，法律因此越来越多地被需要。法律的形成要能够切合国情，将国家的政策要义转化为法律形式，推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协调发展。

一个坚固的群体秩序、组织体系会因为法律的进入引发成员的观念、心理等的变化，从而影响、强化或动摇既存的规范和秩序。变法模式要取得成功，不仅依赖于国家有计划地建立制度，还需要使法治发展路径具有本土的内生性。

法律能够改变社会，但是不存在不受社会约束的法律。法律秩序是一套依照国家所制定的规则进行管理的社会秩序。这些政治观念同地方文化传统（伦理观念）、社会关系形态（熟人社会）的相互作用是枫桥经验的核心机制。二是法律秩序与其他规范性秩序间的关系问题。

法律的产生需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如何处理法律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促进有助于法律制度运行以及社会秩序形成的非正式规范的产生，本身就是法治建设应当包含的内容。当前法治建设需要进行回应的重大问题首先是社会的基础性结构问题。政治本身能够对社会形成约束，产生规范并构成规范的合法性基础。

其二，文化方面，丰富的传统文化跨越时代的传承与变迁，不同性质的地方和民族文化仍然在塑造着地方性的规范性生活。2. 通过试错和修正机制提升法律的适应性 法律的实效受制于众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构成法律的具体制度、规则及其实施方式是否具备必要的社会适应性。

因此，认识和把握法治实施的资源，离不开对社会是如何构成的考察。在实践的领域，第三世界国家遭遇挫折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建立的法律和制度无法改变或取代既有的、与国家改革目标不符的非正式制度。

总结起来，法治的社会基础问题根本上是如何建设法治的问题，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法律和制度是否建立在国家自身的基础上，对本土社会实际、情势具有适应性。换句话讲，法律如果真要能让人们常回家，除非它有办法改变既存的就业形势以及职业领域所制造的不敢回家不能回家的非正式约束。微观秩序与宏观秩序的形成有紧密联系，但是在形成机制方面存在差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商业所发展出来的非正式约束机制。总之，法治本土资源的发现、挖掘和运用，依赖于法治的实施者能否敏锐地发现那些隐藏在社会构成中的机会。其核心的问题意识就是基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指向的是法律能否变革社会。

又如，法律的有效介入，使具有高度社会约束功能的宗教团体不至于发生大的偏离。这也是使法治的实施方式能够依据社会实情进行自我调整，使其具有包容性和整合性功能的途径。

当前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市场经济和普遍的流动，使人们同时生活在陌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来回切换角色。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就是土豪劣绅。

在一些地区，由传统文化提供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对于乡村秩序的维系和再生产起到重要的作用。（三）当前法治建设面临的社会基础问题 前文的论述旨在指出，中国的法治建设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

他看到了西方法治、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长出来的，而中国的法治是建出来的。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强调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然而，被需要与适合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中国建立新的法律和制度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目标。

例如，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对于生与死、现世与彼岸的不同认识，塑造出不同的丧葬秩序，并与国家的殡葬法制发生各种关系。在这一问题上，费孝通对法治与礼治秩序的整体性诊断可以说是先驱。

人不仅会理性地算计利益，而且是寻求意义的动物，深受文化乃至非理性的成规所约束。而是将那些有利于法治秩序形成的因素有效地纳入到治理结构中。

近年来，中央特别提出加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改革开放的40年实践中，中国的立法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经验。

过多的邻里纠纷、孝道衰落、自杀、犯罪等都是基层秩序危机的表征。不管个人有何种动机，酒驾的行为因法律得到相当大的改变。但是，当前的法治建设仍然面临着社会基础不够坚实的挑战： 一是法律的内生性与适应性问题。在城市，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国企全面改革的推进，单位制逐渐瓦解，原有的基于单位（组织）对城市人口的社会控制随之急剧减弱。

依靠法律移植建立法治之所以容易失败，就在于此种路径往往建立了一套形式化的制度，却缺乏对本土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或者缺乏来自本土社会的支持条件。不同的国家，法律体系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在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法律充当何种角色等问题上，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经验。

组织本身就是对成员的约束，它能生成和维护规则。另一方面，法治的社会基础一旦形成或坚实起来，法治的推进就会更加顺利。

法治应该是法律秩序与其他规范性秩序之间融贯、协调的秩序形态。虽然人类社会分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法律要解决什么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等等，在具体的时空、社会背景中才能厘定。